
上世纪三十年代,有一种流行的论调:中国音乐萎靡不振,不成体统。听多了这种话,刘天华没有写文章去争,他写了一首曲子。后来在北京一场音乐会的节目单上,他为这首曲子写了一行说明:「因外人多谓我国音乐萎靡不振,故写此曲以证其误。」
这首曲子,就是《光明行》。
《光明行》完成于 1931 年春天。表面上看,那时的刘天华正值事业上升期:他 1927 年在北京创办国乐改进社,主编《音乐杂志》,把二胡请进北大等高校的课堂。但现实里困难重重——《音乐杂志》因经费问题已经难以为继,国乐改进社的活动也受了影响,围绕民族音乐的轻视和指责从未停止。
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,他写了一首昂扬向上的进行曲。这不是顺境里的歌唱,而是逆境中的亮剑:你们说中国音乐萎靡,我用进行曲的坚定步伐、铿锵节奏、明亮音调,证明事实并非如此。

《光明行》在刘天华的全部二胡曲里是个特例:他明确借用了西洋进行曲的曲式和转调手法,还把小提琴的跳弓、颤弓搬到了二胡上。在他其余的二胡作品里,没有第二首这么做过。
但它的曲调风貌,又彻头彻尾是中国的。刘天华对中西音乐的态度,他在《国乐改进社缘起》里说得明白:「必须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粹,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,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,打出一条新路来。」《光明行》就是这条「新路」走得最直的一段:骨架是西洋的进行曲,血肉是民族的音调。
1932 年,这首曲子发表在《音乐杂志》第十期上。同年 6 月,刘天华在北京天桥收集锣鼓谱时染上猩红热,不幸病逝,年仅 37 岁。《光明行》成了他乐观精神的注脚——曲子里那股一往无前的劲头,也是他一生的姿态。
一,节奏是这首曲子的生命线。附点音型要像踏步一样准,宁慢勿拖,节奏一旦松了,进行曲的气势就散了。
二,顿弓和跳弓要有弹性。这些弓法借自小提琴,讲究「点」的清晰,弓毛咬弦要短促有力,收放干脆。
三,转调段落单独拎出来慢练。曲子中有几处调性转换,是情绪层层推高的关键节点,音准和力度都要先拆开练,再合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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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刘天华的曲子按年代排开读一遍,是一条清晰的心路:《病中吟》的彷徨,《良宵》的温暖,《光明行》的昂扬。一个人在困顿里写出愤懑,在除夕的灯下写出欢愉,在困境里写出信念——三首曲子连起来,就是一个音乐家面对时代的完整回答。学琴的人不妨把这三首当作一条线索,练的是技术,读的是人。
进行曲风格,节奏铿锵、旋律明亮,在二胡曲里独树一帜,听起来精神振奋。
难在节奏和力度:附点音型要踩得准,顿弓要有弹性,几处转调段落的音准和情绪递进都需要反复打磨。
一般建议有较扎实的快弓和换把基础之后再上,大约相当于学琴三四年、具备中级以上程度的阶段。
「行」是乐体,取进行曲之意;「光明」表达他对民族音乐前途的信心——用这首曲子证明中国音乐并不萎靡。